今年的美国大选中，蓝领阶层的愤怒格外醒目，甚至被认为是共和党参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获得如此高支持率的主要原因。很多美国人在谴责当权者之余，也将矛头指向一个驰名世界的标识——“Made in China”。他们认为是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制造”抢走了美国制造业的美好时光。可实际情况远比特朗普说的要复杂得多。

　　自1980年里根上台开始，35年间美国的制造业工人数量从1890万下降到1220万，而与此同时美国的总人口却从2.25亿上升到3.21亿。不仅就业人数在迅速萎缩，他们的收入水平却原地踏步。数据显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就陷入停滞，扣除通胀之后在接下来30多年里一直保持在时薪20美元的水平（以2015年购买力计算），因此他们的实际年收入也是近乎一条水平线，到了2008年后甚至跌破了1990 年代的水平。过去制造业在亨利-福特 等人的推动下创造了一大批蓝领中产阶级，可随着制造业创造就业能力的下降，这些人也逐渐沦落底层，成为美国当下整个“中产消失”大背景的一部分。而因为这些人主要以白人居多，相比一直在底层摸爬滚打的黑人/拉丁裔来说跌的更惨，因此怨念更深。

　　美国制造业减员的真实原因

　　“Made in USA”

　　美国制造业的减员并不代表制造业本身的衰退。如果我们把时间线一直拉到1960 年，就会发现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占全部就业的比例下降是一个不可逆的长期趋势。从1970年代开始，制造业人口就在以近乎一条直线地节奏稳步下降。而同时期，美国制造业占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比例则保持了一条水平的直线，这说明在减员的同时美国制造业的效率是不断提高的。2010年之后制造业的就业开始缓慢回升，增加了约6%，但是同时期的制造业产出却增加了超过20%。因此，美国制造业的减员本质上是其产业升级带来的必然阵痛。

　　就业没能跟着制造业一起复苏的部分原因则和美国制造业的用工需求变化有关。如今很多新增的工作岗位需要更高学历的人材，制造业企业聘用的更多的是设计、工程、营销等需要大学学历甚至博士学历的员工，如今真正在车间工作的工人只占全部制造业就业人口的40%左右。这意味着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被解聘的员工熬到了经济复苏，但更新换代的企业们也没有给他们重新上岗提供足够的机会。这对进入职业生涯中晚期的普通工人来说尤其残酷，因为他们很难通过学习新技能重新就业，只能选择薪资待遇更低的岗位和行业糊口。

　　而制造业就业的长期走低也压制了制造业工人工会力量，让后者陷入缺钱少人的困境，越来越难以和企业讨价还价，因此在工人就业保护、福利待遇等各方面缺少话语权，无法起到他们应有的功效。而正因为如此，更多工人选择退出工会或者不积极投身工会的运动，导致工会运作更加艰难。与此同时，反就业歧视等一系列个体化的劳动法律的出台也让更多工人选择抛弃工会，结果无形中丧失了一个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而一向支持工会的民主党也相对的疏远了私营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工会组织，而选择和公共部门工会结盟，让制造业工人少了“后台”。

　　但对他们来说最严重的威胁是全球化。美国左右两派共同推动的全球化为美国资本创造了庞大的全球市场，在北美自由贸易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双重作用下，大量资本涌到新兴市场投资生产来躲避美国在税务、劳工、环保等领域重重监管带来的巨大成本。可大公司们节节高的财务报表对于美国的制造业工人来说是灾难性的。相比于无孔不入的资本，工人们的自由雇佣权则受到家庭、社交圈、个人习性、语言能力、适应能力、移民法、国境线等多重枷锁的束缚，更多时候只能看着工作迁走。

　　蓝领民众的愤怒从何而来？

　　美国民众认为政府并未妥善应对

　　正如上文所说，美国制造业的升级是一个不可逆转的长期化现象，就算没有中国日本等亚洲制造业大国的兴起，美国制造业人口一样是要不断减少的。但如果政府能够妥善应对，通过再就业培训、失业福利扩大、推动新产业发展、控制高等教育学费等手段是可以弥补掉制造业人口的就业损失，并缓解失业的民众受到的冲击，从而温和的度过职业转型。但在美国民众看来，华盛顿政客们并没有把在经济竞争中掉队的民众置于政策的核心，更多的时候是为那些跨国企业鞍前马后地卖命。

　　自里根上台起美国政府就大幅削减福利，克林顿时期又和国会共和党进行福利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获取社会福利的门槛。而里根、小布什两位又大力推动给富人减税，无形中将财税压力转嫁给中产阶级，重新把美国的贫富差距推到历史最高点。等到华尔街富人把经济搞砸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小布什奥巴马们又忙不迭地给各大银行提供数以千亿计的救助，用纳税人的钱去填有钱人的窟窿，但对丢工作丢房产的普通人照顾有限。

　　而在外交与国防领域，美国两党的表现也不被民众认可。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贸组织，美国在过去几十年签了近百个自由贸易协定，被美国劳工阶层看作是“量美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连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是以一个新的、更庞大的自由贸易体系TPP为基石。而过去三十多年美国又被军事工业联合体绑架，先是和苏联军备竞赛，后来又因反恐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泥沼，几万亿的资金被“挥霍”在和美国民众没有多少关系的地球另一端，而国内的机场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则日渐第三世界化，有些地方甚至要引进外资卖投资移民绿卡的方式来筹措资金。

　　更糟糕的是，蓝领民众发现不仅没有社会福利网防止他们跌入社会底层，他们还面临同样是底层的非法移民们的不正当竞争。后者可以承受更低的工资，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恶劣的工作环境。而移民的迅速增加在某些地区也对当地的教育、治安、公共设施、公共服务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某些非传统移民州更是出现了移民人口近20倍的增长。对此两党并没有拿出什么可行的方案，更多的是迫使民众接受现状，无疑加剧了底层民众的心理不平衡。

　　中国并非“替罪羊”

　　制造业的减员根本原因还是美国自身

　　但某种程度上来说，特朗普把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归咎于中国崛起并不无道理。以中国2000年进入世贸为界，美国制造业人口在之前的20年只下降了不到两百万人，但在之后的十年却从1700万直降到1150万人，呈明显的加速趋势。而同时期美国的贸易逆差，尤其是与亚洲贸易的逆差也迅速扩大，而这里面中国的分量也越来越重。2000年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美亚贸易逆差来自对华贸易，而到2012年这个数字提高到了72%。

　　可中国崛起并不是新现象，而是当前世界贸易体系下一个持续三十多年的“常态”。早在90年代开始腾飞的中国“龙”就一举突破了过去由日本经济学界鼓吹的“雁行理论”，以赶超的姿态不断重塑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但即使如此，中国崛起对美国制造业造成的伤害也远没有政客们所说的那么夸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等人研究认为从1999年到2011年美国制造业因为中国的竞争失去了200万到240万个工作机会，远低于美国制造业实际流失的数字。

　　后来几位作者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因为地方就业市场对于全球化竞争的适应速度极慢，导致无论是工资还是就业率，制造业低迷时间都至少持续了十年以上。而在全国层面，虽然有其他行业兴起以增加新的就业，但是还不足以弥补制造业上带来的损失。因此中国崛起最多不过是一个催化剂，根本原因还是美国自身。

　　作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美国多年来也都是自由贸易体系最大的受益者。但如今美国自由贸易政策之所以会变味，本质上是美国内部利益分配不均、对民众诉求应对迟缓所导致的，而不是如川普所说的那样美国成了中国崛起的受害者。如果循着川普的思路去解决问题，怕是难免会缘木求鱼。